卡尔75岁生日，卡尔和露丝在温彻斯特家中
1953年2月，卡尔认为他的冠状动脉血栓问题“在强烈地提醒自己时日不多”。但是他解读这是在催促自己赶紧完成未竟的工作，于，太沙基只偶尔回到缅因州的家里小憩。家之于卡尔，是恰如其分的“大熊湾”（“Bear's Corner”，露丝给卡尔取的外号就是“Bear”）。比如1954年9月，结束了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公司和萨斯喀彻温省紧张的项目以后，卡尔回到了缅因州，但仅待了两周，和“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宠物一起嬉戏”，同时还撰写了一篇工程地质方面的论文，就启程前往埃及、奥地利和英国。1956年5月上旬到1 1月下旬这段时间，他和往常一样在家只待了3个星期。尽管现在卡尔还有很多行程和工作，他开始更广泛地传播自己的知识，举办了一些演讲，写了一些书，由此把自己一生的工作经验分享给业内人士。，
1957年，在英国召开的第四届土力学国际大会上，太沙基把主席之位交给了斯肯普敦教授。大会回顾了太沙基在担任主席的21年间土力学的发展历史以及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太沙基眼中的土力学，已经“介乎科学和艺术之间”，他解释称：“我用‘艺术’一词表达一种思维方法，如果掌握了这种思维方法，意味着你无须一步一步地逻辑推理．也能获得满意的结果3……要想在岩土工程领域有竞争优势，得时时刻刻和土体相伴才行。除此之外，还要真心喜欢土体，除了在实验室观察它的属性外，也需在野外认真观察和研究，这样才能真正熟悉土体的属性，这些属性仅从钻孔记录里是发现不了的……我一般会认真学习吸收相关知识，并将它们纳入我的知识体系中，加以整合，来培养良好的工程决策能力。现在回过来看看我曾用到的这些知识，我发现每一磅建筑结构力学和土力学理论中都包含有一盎司的地质学知识。
1957年春，卡尔在哈佛开设的工程地质课上做了导论性讲座，瓦尔特•费里斯在露丝的协助下，将这门课继续深入开设。太沙基告诫学生们：“如果你连工程地质的概念都没弄清，你还是远离土工学为好。”他写的书通常都会在序言部分阐明此书的内容，只是帮助读者提高判断力，“只可惜，现在大多数读者都习惯性地跳过序言”。54年后，太沙基仍为这一教育问题担忧着，他写道：“我提出理论，然后开展相关实验来验证这些理论，但令我担忧的是，大多数人认为理论和实验能替代常识和经验。只要我还活着、能思考、会写作，我就要和这一致命的不良学风作斗争。”
1957年10月，波士顿土木工程师协会举办了一场太沙基的讲座，主题为“工程顾问、业主和承包商”。在此讲座上，太沙基传授了自己的经验，分享了他自己对土体工程这一领域的职业道德和责任的理解。太沙基认为，他对项目最重要的贡献往往是从对工程场地的外围观察中发现的。他的演讲经常会引发公共讨论，为了扩充自己的观点，他经常通过书信和朋友们讨论，也邀请他们撰写讨论稿。太沙基这次的讲座非常受欢迎，就此次讲座主题，与会的工程师们发表了16篇后续探讨文章。其中一个工程师称太沙基是“土木工程学领域的福尔摩斯”。
卡尔•太沙基和劳里茨•比耶鲁姆，1958年
“大熊湾”，靠近缅因州的哈德逊
这些年来，太沙基拥有众多的追随者，但最热忱的当属挪威岩土工程研究所的主任劳里茨•比耶鲁姆，他非常年轻有为，才华横溢。1954年，太沙基读完比耶鲁姆关于挪威灵敏黏土岩土性质的手稿后主动写信给他，因为太沙基曾在自己的工作中碰到过这种神秘且吸引人的土体。后来，他和比耶鲁姆书信往来频繁，两人迅速建立了友谊——这也间接促成了劳里茨成为麻省理工的客座教授。劳里茨经常拜访太沙基，是太沙基家的座上客。1957年9月，亚瑟萌发了一个想法，他准备精选太沙基一些著述，重新整理刊印成纪念册，作为太沙基即将到来的75岁生日礼物，劳里茨•比耶鲁姆收到亚瑟的邀请，参与了计划。另外几位是艾里克•斯肯普顿和拉尔夫•佩克。但是，这个礼物还没准备好，太沙基的生日就到了。
1958年10月2日，在一次峰会上，75岁的卡尔对自己知识体系的发展作了一个全面的评价。他认为自己早期试验中的冒险和过失都是很有价值的：“这使我从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让我的想法不受任何拘束。心理学家也不见得能让我做到这点，更不用说找到一个痛苦更少的方式了。”后来，当他完全了解白己工作的性质和意义后，卡尔完全沉迷其中了，几乎完全忽略了个人生活。“我像是为主人服务的奴仆，他绝不容许我分心……主人很严苛，但对我回报却很慷慨，我对他很忠诚，他使我免受长久困扰人类的三大精神问题，即：成功的渴望，同行间的嫉妒，以及贪婪……人生路上，如能心态平和，就等于拥有了一笔宝贵财富，这种心态总让我很满足。所以，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继续在这个领域努力下去。”
卡尔生日到了，但他却未能收到纪念册，难免有些遗憾。卡萨格兰德的想法得到了很多人的热情赞同，信件纷至沓来，这四人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亚瑟担任主席，卡尔为特殊顾问。刚开始时，计划进展良好，但在纪念册的格式、内容和印刷出版方面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工作小组每个人都是这一领域的专家，他们在土力学方面都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虽然他们对太沙基的成就非常了解，但是就其中什么是最大的成就产生了分歧。
因此，他们的工作进展如同龟速。他们觉得，太沙基的观点非常深刻，草率出版发表是种亵渎。但问题还在于，很难找到一个出版商愿意投资此项目。而如何商定出一个都满意的内容更加困难。他们都想更好地展现太沙基在工程领域所做的开创性贡献和对学科发展的指引性作用。但如此一来，就必须详细描述太沙基的每一步开创性成果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融人工程历史的发展体系中。他们反复商榷、讨论，程序如同中世纪犹太法学博士辩论和起草犹太法典一般复杂。
斯肯普敦写的章节中，还有一个敏感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费朗格的试验。费朗格1917年发表的文章中的混凝土测试和太沙基发现的有效应力概念是相关的。在费朗格的这组实验中，发现混凝土的抗拉强度和孔隙水压力毫无干系。斯肯普顿认为这一发现“对有效应力概念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比耶鲁姆认为费朗格的工作就有效应力原理的发展来看，确实是历史性的，但把此项发现编撰进太沙基的纪念册中，是不合适的。卡萨格兰德提醒小组成员，费朗格曾经“指责太沙基关于孔隙压力和有效应力的概念是无稽之谈”。深谙世事的斯肯普顿最后折中写了如下评论：“费朗格的实验出现的时机恰到好处，作为1910-1920年间有效应力实验中的一组，它隐晦地阐释了有效应力的原理，但开展实验的人并没有理解原理本身。”
卡萨格兰德明显无法胜任这项工作了，小组的其他人渐渐对他失去了耐心。1958年9月，太沙基写信给比耶鲁姆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不得不插手了，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进展……书的前五节，我都会写3～6页的导言，表明我对这些主题的看法。“其中一些导言让亚瑟和佩克签名。”（这些代署名的导言并没有放到终稿中。）他说卡萨格兰德撰写的题为《生活和成就》的文章，介绍了太沙基的生平，太沙基觉得“读起来像是一份求职简历。我删掉了，然后自己重写了40页手稿。现在读起来似乎丰满有趣多了”。比耶鲁姆回应道工作进程太慢了，他们这群年轻人都跟不上太沙基的节奏，自己很沮丧也感到很悲伤，他补充道：“我希望更多的学科带头人能够像您一样，一直充满激情和斗志，用自己的开创性精神去打破那些看上去光鲜的旧传统。”
纪念册最终于1960年9月29日出版了，采用了露丝和卡尔建议的标题：《土力学：从理论到实践》（From Theory to practice in Soil Mechanics）。出版两周后，在波士顿的一场规模空前的ASCE会议开始之前，亚瑟把书交到了太沙基手中。会上卡尔还发表了一个题为“土力学的使用和滥用”的回顾性演讲。太沙基首先致辞表达了对纪念册完成的感谢，他说这本纪念册的出版筹备过程，他并没有全程参与，只提前“偷瞄”了几眼当中的内容。15除此之外，大会宣布成立“太沙基奖”，以表彰那些在土力学上成就非凡的学者。太沙基还被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授予了奖章。
评论家关于纪念册反响热烈，评价非常高。一位评论家说：“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没有任何土木工程师可以像太沙基这样在这个领域影响力如此之大，可以毫无争议地说，是太沙基创立、发展了土力学，这是工程科学的一个新分支。”《自然》杂志表示：“卡尔•太沙基教授是工程科学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许多人认为，他绝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土木工程师……每一代人中，如此具有声望的人非常少。”R.格罗斯普在岩土工程期刊发表的评论中写道：“在工程领域，除了那些与著名建筑物联系在一起的名字，还有一小群鲜为外行人所知的伟大工程师，他们深刻地影响了同时代人的思维模式，开创了土木工程实践的新时代。太沙基教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声望可以媲美19世纪初的纳维叶和18世纪的欧拉。”
《土力学：从理论到实践》一书发表后，感谢信纷至沓来，其中一封来自F.E.施米特，他特别赞扬了卡萨格兰德，感激他“全面、细致地讲述卡尔这位大师的职业发展历程”。有两件事很有意思。首先，太沙基是该书的作者，而不是卡萨格兰德。其次，施米特是唯一一个成功说服太沙基写自传的人。当时，一名英国高管曾建议卡尔把他一生的经历写出来，他说：“我认为，将来不会有人像您一样，解决过如此多的问题……当然，如果您能在书中增添些个人色彩，会更加有趣的。此书完成后会很畅销。太沙基对施米特说：“我觉得我如果告知年轻人，生活和经验教会了我无法从理论分析和实验中学到的知识，这应该算不上自以为是吧。”
施米特回复道：“你不要因为快60岁了就失落沮丧，你仍然很年轻啊，不需要通过写回忆录来寻求安慰。”工程师的自传中，往往存在些问题，他解释道：“如何选择自传的内容，从而可以唤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如何取舍传记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内容……想写自传的人，可以好好问问自己，是否真的想要一幅自画像。”纵使卡尔一直酝酿着“为了那些少数天生的工程师，记录下自己一生的经验”，最终他还是没有给自己写传。卡尔晚年时，以论文反思和讲座的形式分享着自己生活教训中的点点滴滴。
事出偶然，14年后，在奥斯陆的比耶鲁姆收到了很多关于太沙基生活和工作的资料，这些资料对全面了解太沙基的生活和工作很有帮助。当时正是1957年秋天，劳里茨正参观卡尔在维也纳的旧办公室。作为太沙基在维也纳工学院继任者的费勒利希教授正在清理办公室，准备退休。他让比耶鲁姆看了一个小档案室的一摞论文，“论文堆在墙角，落满了灰尘。”这些都是1938年太沙基从维也纳外逃时留下的部分文件、报告、信件和备忘录。
在比耶鲁姆的鼓动下，9个月后，太沙基拜访了费勒利希，发现那些材料“仍然安好地沉睡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于是，太沙基安排人将这些材料搬移到比耶鲁姆在奥斯陆的挪威岩土工程研究所（N.G.I.）。1958年10月，收到这些材料后，比耶鲁姆的工作人员将这些收集的材料进行分类和索引，比耶鲁姆浏览完这些材料后写信给卡尔，“读这些材料的过程中，让我觉得与50岁左右的‘你’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我越来越钦佩你无上的人格魅力和卓越的工作能力了。”太沙基图书馆也应时而建，比耶鲁姆于是开始思索为太沙基撰写自传。
同年，卡尔的视力开始减弱。在1958年12月6日，卡尔做了一个白内障手术，矫正了视力。1959年，除了咨询工作，太沙基还在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州、哈佛大学、麻省理T授课，但到了年底，视力不断减弱和呼吸急促频繁发生，他不得不停下工作，欣赏欣赏田园风光。1960年1月，卡尔第二次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暂时“进入假释期”，卡尔被迫缩减了伊利诺伊大学的讲学工作。他向佩克解释道：“我的身体就像一台福特汽车，自打出生起，我就一直在使用它，现在这台福特虽然运行良好，但已经很老旧了，我可不敢提前保证几个月之后，它会不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但这台福特的磨损仅限于电机和轴承（我的思维尚且清楚），工程地质学书的撰写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拉尔夫回应道，卡尔的身体不是福特，而是一辆麦克卡车。
1960年11月，卡尔正在撰写工程地质学的教科书，这本书比原定的交稿时间已经推迟了很久。突然噩耗降临。卡尔在熬夜一通宵后，白天前往医院做了一个体检和X光透射。第二天，医院要求卡尔来复查，此时医生已确诊他患了主动脉瘤。11月17日，经过9.5个小时的手术，卡尔破裂的动脉被换成了聚酯纤维人造管。5天后，又进行了一次手术，因血管中血块不断增多，不得不对左膝以下部分进行截肢。手术后，太沙基回到家中，发现他醒着的大部分时间仅仅是为了生存，他真切地觉得自己毫无用处。因此，这头衰老的熊写了一篇关于伦理的散文，探讨是否应该延续一个毫无意义的生命。
太沙基的手术可以称作“外科手术上的经典范例”了，但是，他却认为，这个手术不过是将自己死亡的时间延后了。“无论如何，病人的生命最珍贵，这一信条深深影响着绝大多数医生，他们也不遗余力地履行这一信条，在实际工作中不懂变通，盲目遵从。然而，对这一信条引发的后果却很少有人考虑，几乎没有。”
“一旦身体机制完全恶化，”他继续说道，“死亡只是迟早的事，可以想到的改善方法就是尽快结束这种状态，但医生并不会这样做，他们重提‘生命无价’这一信条，觉得应该继续坚持努力，直到耗尽所有可用的方法为止。其实，这一信条找不到任何科学甚至是人道主义方面的支持。这就像一些宣传反对计划生育的教条那样，这些教条，早在人类进化出理性思考能力之前，就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了。”
太沙基显然受到了一个朋友的反驳言辞的影响，他在一篇散文里写道：“反证你的理论……充分显示出痛楚和苦难在人类种族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我们生活中的这些不可避免的部分，具有创造性的力量，许多人类创造的价值都归因于此，就比如健康、生机和活力。”
太沙基支持“安乐死”，但是不管怎样，在当时，无论是对整个社会还是对他自己，施行“安乐死”都为时过早。太沙基慢慢学会了如何先用两根拐杖，然后减少为一根拐杖，最后用一条假肢走路。他的病情开始好转，恢复了精神。太沙基精神状态很好，让他撑过了7月份的第二次白内障手术。根据当时耶夫斯•拉克鲁瓦的观察：“从你7月23号手写信件行距的平行度，和你提出的与我论文相关的问题来看，你的视力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太沙基不得不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卡尔再也不敢长途旅行，但他可以在家里与工程师——包括整个咨询委员会成员会晤，当然，他依然可以思考和写作。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于是将工作重心放在重点项目上：如指导米森大坝项目找到安全对策，撰写该大坝的最终报告和将大坝作为一个历史工程案例进行发表，出版一系列文章，阐发自己关于土体和岩体工程地质学最重要的想法。
太沙基还认真研究“岩石力学”这个新学科。尽管太沙基的主要贡献都与土体工程相关，他对硬岩的研究也很有热情，他通过远足、爬山和地质考察时认识岩体。太沙基经常参与“岩石工程”方面的咨询工作，而且他曾负责撰写了普鲁克特和怀特的关于岩石隧道书籍的部分章节，这些部分可能是迄今为止发表在该专业领域的最优秀的文献。因而，20世纪50年代后期时，在岩石力学方向，一个全新的领域兴起，相应的国际协会出现时，他很难不好奇。太沙基给他在国际工程方面的朋友邓恩的信中，写道：“现在，我时间所剩无几了，我准备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个新的领域上——岩石力学。”
随着研究的深入，太沙基有些气馁。他私下对比耶鲁姆坦诚：“我在岩石力学领域研究得越深，越觉得有趣，也越感到惊讶。”这个领域研究主题全都是些“理论废话”。法国人却还相信，“如果足够努力，就可以通过一把计算尺摸清岩石性质”，他们居然还试图运用岩石力学的理论来设计隧道支护结构。其实，工程师无法预先获得需要的数据，因为围岩的表现主要取决于它最薄弱位置的工程特性，而除非已经打通隧道，否则是无法知道哪处最薄弱的。”太沙基在阅读名为《岩石力学》的专业书籍时，起初的热情退却了，他发现了本书许多“奇怪”之处，“觉得此书方方面面都糟糕透了”，看完此书后，他总结道“这是自己这么长时间以来看到的最肤浅、最混乱的书了，简直在误导读者”。太沙基查阅了大量的关于测量岩体内部应力的出版物，却很少发现其中有对土木工程师有用的结论。
太沙基指出，岩石力学领域有一些真正的成就，但更多的是毫无根据的愿景和“盲目的乐观”。关于岩体的性质大多取决于地质细节，但人们往往不能确定这些细节。在土体工程领域也是同样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在岩石力学方面更为明显，因为理论方法在涉及岩石的土木工程设计中很少能适用；而且，岩石的勘探花费更多。仅仅基于假设而非核实过的数据可能会误导T程设计师，使之不能及时发现和填补知识的漏洞。因此，在哈罗德•哈丁询问他是否能引用卡尔关于“应该把数学家通通关进笼子里，通过铁栏杆喂他们问题就好了”的评论时，卡尔答复说，自从他第一次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已发现，有些土力学领域以及新近出现的岩石力学的一些成员应该得到数学家般的对待。”
太沙基一个工程界的多年好友请他为自己撰写的关于一个超高混凝土重力拱坝的岩石地质勘探的推荐方案写评语，却得到了太沙基的负面反馈。太沙基没有充分准备，从不妄下评语。他花了约4个月的时间，不仅仔细审查了这位朋友的原稿，还查阅了相关的文献，写了长达28页的评论稿，他对这份方案的评价非常低，此外，还附上了一份15天工作的薪酬单。收到来信后．这位朋友万分震惊，拒绝接受太沙基的评语。收到朋友的反馈后，太沙基认为这个朋友对他评语的反应“好比不可知论者和天主教徒的信仰之争。我开始是天主教徒，但是看清现实后，我很泄气，只能相信不可知论了”。
太沙基的朋友很苦恼，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太沙基的评论，因为太沙基认为他的推荐方案“一点价值都没有，甚至这个方案只会起反作用”，而且报告已经交付客户。他坦言，他原本并没有希望太沙基从专业角度给出评论，只希望太沙基看在两人交情的份上给他写些好的评语。作为回报，他会向太沙基分享一些他公司收集的关于岩石力学的数据资料，况且自己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花了很多时间为太沙基收集资料，太沙基应该还他人情。这个朋友写道：“你的反馈很认真，都快和我的报告一样详细了，收到后我很震惊。”同时也坦言自己无法支付此次服务费。太沙基说，自己从来不介意费用问题，但看在老天的份上你的公司“还是应该从事你们在行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方面，公司至少应该有一个资深工程师是这方面的专家。不然，仅靠几个初级工程师，他们签署报告后，连报告质量都无法判断，只会损坏公司信誉。”
太沙基时间所剩不多，他决定发表一些岩石力学的相关文章，希望能“指出问题实质：实际上，以我自己在土力学方面的经验来看，我们从未彻底了解岩石力学，未来，也似乎没有可能弄清楚，我认为大家应该理智对待这股研究热潮”。他在促进岩石应力测量和岩石边坡等问题的解决上，贡献颇多。除此之外，针对马莫斯普尔大坝项目，他还详细描述了岩体薄弱构造（花岗岩中的“席状节理”）是如何影响工程设计和施工的。”
1962年初，亚瑟•卡萨格兰德向太沙基请教了一个敏感问题。慕尼黑理工大学授予奥托•弗勒利希荣誉博士学位，格拉茨技术学院也授予了他“金工程奖”，他原本就有点嫉妒。后来，《奥地利工程学报》还发表声明，声称这些荣誉是授予“土力学联合创始人”，…亚瑟读到后愤怒极了。亚瑟略带讽刺地向卡尔说道：“看来我得从头学习土力学了，我很抑郁。这些年都白费了！”他请太沙基能够处理此事，太沙基还是像以前一样，在发表任何评论前，自己先详细调查事情原委。
卡尔认为此事是“极其不公”的，于是写信给了4个权威的德国学者，要求他们写信给《奥地利工程学报》，澄清事实。“太沙基解释说，亚瑟•卡萨格兰德是他早期学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他帮助自己构建了土体测试技术体系和揭露了土体的物理特性，卡萨格兰德在土力学的贡献要比弗勒利希早十年，且不论弗勒利希仅在理论方面有所建树。
与此同时，卡萨格兰德还向加拿大的休格•哥尔德寻求帮助，休格外交能力卓越，幽默风趣，亚瑟期望他能给《岩土工程》写封信“以正视听”。哥尔德表示愿意以卡萨格兰德的名义代笔一封命名为“父权的鉴定”的信。信是这样开头：“我最近浏览一些专业期刊文章，发现有人提到与太沙基一起创立土力学的人’。这个有趣事件让我思考了许久，宣称主权实际上是令人尴尬的，但是如果将来这个小孩出人头地，得到能成为一份渴望得到的荣誉。为了以后研究这个学科的历史学者着想，因为届时肯定有很多人对创始人身份弄不清，我们就不能对其达成一致吗？不要使这个领域的创始人身份有任何的模糊和不明，还好在土力学领域，母亲的身份——可能只有肥沃的大地是合适的。”哥尔德阅读完太沙基创建土力学“概念”和“起源”的关键出版物后，总结道，“弗勒利希”这个名字带有双关的含义：“只有一人能荣膺此称号，没有人会同意其跟他人一起分享。”
到1962年底，卡尔这头老熊很难高兴起来了，虽然他现在还可以四处走动，可以在楼上办公，甚至可以继续吸烟，但是他的背越来越痛，偶尔还出现昏厥状况。他不喜欢为自己特制的无盐餐。他没有了繁复的工作，但能自由选择工作的主题，他很喜欢这种感觉。
尽管如此，太沙基还是继续撰写报告、备忘录、文章、讨论、讨论总结，积极与他人通信，以及认真做笔记。卡尔继续担任加德纳大坝项目委员会的大坝设计顾问，这个大坝位于南萨斯喀彻温河，河谷两岸边坡和地基都非常不稳定。与此同时，太沙基还为克利夫兰和米森水坝忧心忡忡，为了米森大坝项目，他分析耶夫斯•拉克鲁尔的数据，不辞辛苦准备汇报，预测大坝今后的运行状况。45耶夫斯问太沙基，自己应该花费多少时间完成报告，卡尔建议道：“尽可能准备充分，用最少的文字，把最关键的发现，以及大坝设施前期建设的最基本特征，汇报给读者。”
太沙基还努力和拉尔夫•佩克一起完成了<土力学的工程实践》的修订工作，《理论土力学》的修订工作则移交给了在密西根州的理查德教授。1962年，卡尔的母校一格拉茨技术学院，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重型机械承包商兄弟协会授予他“摩尔奖”（The Moles），太沙基曾经在此协会受益颇多。这些荣誉让太沙基感动不已。
虽然依旧保持很强的创作力，1962年10月，年近八旬的太沙基，感觉到他的末日将至，他写道：“生命中让我满意开心的事越来越少：视力迅速减弱，每日三餐吸收消化能力也不行，左腿截肢，右腿酸痛，活动行走极其不便，呼吸急促，心脏要靠药维持，记忆力也衰退。但是，我没有被宗教所迷惑，并未生出通往终点是福佑的情绪，我知道终点便是终点，没有来生。”
带着这种情绪，1962年底，卡尔认为是时候给他的朋友写告别信了。卡尔的问候信非常感人，此时，他已经几乎不能阅读和写字了，现在生命对他而言已没有那么重要，他只希望尽早结束。他的生命征程快走到了尽头，此时，他希望能道声谢谢，和大家说再见。太沙基写给每个人的信件内容都不相同；例如，给布鲁诺•桑德的信中，太沙基和他有50年的交情，他写道：“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再见，亲爱的伙伴，我的知音。”太沙基的真情流露收到了很多真挚的答复，太沙基的情绪愈加高涨。但谈告别还为时过早。太沙基对待生命的最后阶段犹如他对待水库的第一次蓄水一样，先做好万全准备以保证在接下来的极限测试中能安全进行。
卡尔抱着这样的心志，提前6个月给露丝写遗愿。他希望骨灰安葬在缅因州的沃特福德南部，靠近大熊湾（ Bear's Corner）位置，只要简单的悼念留言：“卡尔•太沙基，一位土木工程师。他活着时从不妥协，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所选职业做贡献，死后也无遗憾。”太沙基还从书房挑选了些书籍，送往比耶鲁姆在奥斯陆兴建的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没有什么好难过的，”他写道，“死亡本来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太沙基8I）岁时，他精神状态极差，卡尔在1963年的工作日记首页写下了个人墓志铭：“从1883年到1963年——我在黑暗中摸索了25年，努力奋斗了55年。我在这个领域有了一些发现，但这个领域仍有许多未知的需要探索。”
正如他曾经过早地发文表示愿意安乐死一样，他的墓志铭也写得为时过早了，太沙基继续挣扎坚持着，此后近一年时间，他还就工程问题给出了最佳判断和敏锐的分析，尽管过程有些困难。1963年6月，耶夫斯•拉克鲁尔，正忙着同卡尔一起完成关于米森大坝的文章，写信给比耶鲁姆说：卡尔饱受急性关节炎的困扰，不得不一直擦用镇痛剂止疼，还得戴着两个泡沫橡胶垫，其中的一个支撑他的身体，另一个支撑着他的胳膊肘，好用忠实的伙伴沃特曼钢笔书写文章。他坐在起居室的扶手椅上，扶手椅下有一小块地毯，当太沙基想到餐桌旁或卧室去时，露丝就拉扯这块地毯，帮助太沙基随着椅子移动到想要的去处，太沙基称这块地毯为“东方快车”，房间之间门槛称为“船闸”。太沙基一天工作大约4个小时，连计算尺都看不清了。“但太沙基还是能发现我带给他的草图的错误和不一致的地方。”露丝永远在他旁边，是他永远的护士、秘书和同伴。
1963年10月，卡尔的80岁生日到来之际，各类问候，祝贺信件和电报纷至沓来。比耶鲁姆也送来了问候，他说，卡尔的著述将启发我们几代人的探索之路，从事我们这个学科的学者需要具有敏锐的判断能力和诚恳的科学态度，卡尔无疑是这些学者中的典范。”卡尔发出了许多致谢信，其中有一封就发给E.P.汉密尔顿和约翰•威利父子出版社，他表示自己可能没有时间完成工程地质学一书了，“因为这个领域现在变化太多，而我已时间有限”。”’这种“变化”应该犹如莫比•迪克这头白鲸在船尾造成的漩涡一般。
卡尔•太沙基一直坚持抗争着，直到1963年10月25日。“这个伟大的男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亚瑟写道，“土力学失去了它的父亲，而我仿佛第二次失去了自己的父亲。”
5年前，卡尔曾做了场演讲，演讲内容事先准备好了。演讲中，他真切而诚恳地表达了自己生活中的实用主义哲学信条。“我得承认，我取得成就的价值对我来说就好比苹果对于苹果树的价值一样，无足轻重。我们获取成就的过程是…也应当是一自然而然地按照既定模式发芽、生长、成熟。我们出生在一个精彩但也令人敬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能理解的非常少，我们生活的模式和生存的价值，要远远超出我们所理解的范围。我们能做的最好的就是按照我们的模式去生活、工作，不要浪费时间在无法回答的问题上。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不会有任何实际作用，因为，正如浮士德博士最后的人生顿悟一样，‘善人虽受模糊的冲动驱使，总会意识到正确的道路’。如果你能够早早地发现属于自己的模式，并且忠于它，无论你的角色是什么，主人或仆从，母亲或情人，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你都会感到非常满足。否则，可能还没来得及弄清‘生活’这个词的含义，你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卡尔•太沙基，他在这个世上真正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