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太沙基，1926年
卡尔和奥尔加的关系徘徊于两个疯狂的极端。卡尔爱奥尔加，但是对奥尔加逍遥自在、不负责任的性格很反感，他们经常为了钱吵架。在他们的婚姻期间，卡尔在身体上一直保持忠诚（虽然在精神上不总是这样）。然而，他们一分开，太沙基又开始到处留情——和新旧情人、感情暧昧的合伙人以及当时的朋友。仿佛在这六年里，作为有家室的人，他一直在抑制自己强烈的身体欲望。
他们最后一次争吵发生时，时势十分紧张，战争一触即发。据报道，土耳其民族主义军队正进攻君士坦丁堡。穆斯林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土耳其军队就聚集在城市周围。因为担心会发生外国人遭受大屠杀的情形，外交官接到命令，即刻将他们的家人送回家。一艘美国驱逐舰停靠在罗伯特学院附近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军陆战队守卫着学院的人口。由于英国和土耳其的战争可能会在1922年9月27日左右爆发，疏散计划被搁置了。
奥尔加建议卡尔让她和孩子搬到格拉茨去暂住，和卡尔的妹妹艾拉以及她丈夫（奥尔加的哥哥）住在一起，这对她和孩子来说也许是个好主意。但卡尔认为，奥尔加让自己和孩子搬到战后贫困的奥地利，长期住在狭小的房子里，这个主意显然太过于轻率。因此，9月22日他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母亲。
奥尔加发现了这封信，她看了之后对卡尔大喊大叫，称他是个野蛮人，整个晚上都在咆哮。他俩都认为是时候分开了，但那并不容易，因为火车票被希腊难民订完了，这些难民从沦陷的士麦那（今土耳其伊兹密尔）而来，要去投奔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就连在君士但丁堡的希腊和意大利大使馆都被要求移民的难民包围了。但是卡尔还是帮奥尔加和薇拉订到了“亚德里亚号”号轮船的票。
薇拉，卡尔和奥尔加的女儿
26日，在即将离开前往码头的那一刻，奥尔加忍不住哭了。而卡尔看到沙发上薇拉的泰迪熊时，也情难自禁。他们紧紧地拥抱了良久，热泪盈眶。之后，卡尔搬到大学里居住，重新满怀热情地撰写《土力学》。
当时，罗伯特学院正密切关注着威胁君士但丁堡的事件。盖茨校长和侯赛因•贝伊教授都参与了政治协商。人们普遍惧怕民族主义者的极端主义，但是他们的领导人穆斯塔法•凯末尔是一个清正廉洁、崇尚民主的人，名声还不错。但太沙基对此却保持怀疑和悲观的态度，他主要害怕的是在战争和民愤之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蔓延可能会对整个欧洲的生活造成真正的威胁。他担心布尔什维克将联合泛伊斯兰教主义者瓜分世界，土耳其人也会牵涉其中。关于布尔什维克卑鄙手段的骇人故事和谣言广泛地传播开来，而且人们的指责纷纷投向犹太人，不管是哪里的犹太人都是如此。太沙基从一份英国报纸中摘录了一段话：“犹太主义、无神论、无政府主义这三股德国最黑暗的势力的由来是什么——其实，这三者的本质是一样的。认识到这一点，真的是太哀了。”随后，这份报纸还报道说，整个德国社会党，即多数党都掌握在犹太人手里，太沙基把这些都写了下来。
事实上，太沙基居住在土耳其期间，这个国家从未平静过。为了在世界大战中与德国结盟，奥斯曼人失去了五分之四的领土，其中一部分领土作为加入同盟军的回报给了希腊；特别是君士坦丁堡，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和亚美尼亚南部，都一起被送给了苏俄。在革命的紧要关头，苏俄与德国达成了另一个和平协议，土耳其的土地因此而白送了。君士坦丁堡沦为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城市，由其占领者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共同管辖。在法国公民和英国公民的强烈要求下，两国当时各自与苏丹签署了协议，苏丹最终脱离了土耳其。
1920年8月由塞夫勒条约确立的新国界，受到了由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的新萌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坚决反对。凯末尔主义者宣称他们已经脱离了苏丹的统治，并在土耳其安卡拉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军队和政府。当时正值傍晚过后，太沙基在市中心等候有轨电车。四周悄无声息，什么人都没有。突然，一片嘈杂声从远处靠近，上千个兴高采烈的民众举着旗帜和火把手舞足蹈地朝他这边行进，“接着一群又一群的人过来了”。太沙基雇了一位司机带他去贝贝克，途经许多类似的聚众区，其中一群民众疯狂并威胁性地绕着他的车子舞动。第二天他才得知，民族主义者已经宣布从苏丹独立出来，所以民众正进行自发的庆祝活动。
凯末尔主义者与希腊军队对抗并最终获胜，将希腊人完全赶出了小亚细亚。他们得到了大量军用物资，并准备和英国开战，而英国已经把地中海的舰队调入马尔马拉海了。但是到了10月，英国投降了，他们觉得自己太弱，没法守住君士但丁堡。于是，英国在穆达尼亚和穆斯塔法•凯末尔统治下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签订了条约。
穆达尼亚条约是在1923年第二个洛桑协议上被确定的，它正式结束了1918年停战协议后的边境争夺，而且协议条款对土耳其十分有利。结果当然是这样，太沙基评价道，因为土耳其是由真正的战士穆斯塔法•凯末尔和他的助手伊斯梅特领导的，而欧洲国家的外交官则是以政客为主。“穆斯塔法•凯末尔和他的子民都十分明确他们想要做什么。这个计划也受到了随时准备战斗的军队的全力支持，因为这是为了生存的战斗，而其他政府却必须先咨询他们的财政部门，以确定为人类理想而战是否有利可图。”盖茨校长和贝伊教授出席了这个会议，盖茨校长作为美国代表团的顾问，而已经成为将军的贝伊教授则作为新土耳其的代表。
太沙基喜欢调侃政治，他在日记里用了很多时事幽默语，尤其是在奥尔加离开之后，他内心的喜悦也开始膨胀。盟军占领者内部产生了矛盾，并且开始蔓延开来，这给他提供了相当多的灵感。例如，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法国人天真地认为，革命是人类进步的道路，他们的敌人就是文化的敌人；英国人同样天真地认为，人类的所有进步都离不开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追求；而德国人则缺乏帝国主义的意识——他们认为德国的战争不会改变世界的现状。”
太沙基经常对土耳其人的思维感到困惑，他称他们为。“东方人”。“他们有一些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想法……”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之后，他对这些差异进行了分析。
“人类可以用两种方法追求真理：要么盲目地相信圣书中揭示的真理，要么采用怀疑的哲学态度探究真理。也有两个可行的方法来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要么清心寡欲，减少需求，直到只剩下原始需求为止；要么改善我们的生产方式。第二种人生态度……可以带来辉煌、惊人的文明发展……但同时也会激起我们灵魂深处对权力、知识和财富的贪婪欲望。欲望是无止境的，我们得到的越多，想要的也越多，这很容易导致行为荒谬和自我毁灭……第一种人生态度会促进人类的智慧、完善人类内心的和谐……但同时，这种态度也会导致自我停滞不前，抹杀能促进物质进步的所有动力。每一个近东地区真正的东方人在灵魂深处似乎都倾向于采取这种平静顺从的态度。把我们的心境和东方人的相比，就像把年轻人的无畏无惧和老年人的无奈顺从相比……除非冒险走上荒谬之路，否则我们不可能效仿彼此。”
1924年除夕，为了体验新经历，太沙基拜访了他偶然认识的一位阿富汗酋长。酋长盛情款待了他，跟他说了很多故事：人们长期遭受苦难，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厄运。他从酋长的行为举止中注意到，他就像孩童那般非常谦恭温和。“这是一种十足平静、和谐的内心状态，可以不夸张地说，这种状态完全称得上是智慧……我很好奇，我们俩到底谁选择了更好的生活方式，是这个老人还是我自己？我身心都执拗于西方的生活观念，不会轻易选择相信，因为我总想知道未知的事——这种探究的精神让我永远都不会餍足——而这个老人，他的生活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被逐出天堂之前可能的样子。”对太沙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显，因为不断探究才是太沙基的精神之光。
对于某些学生来说，太沙基在罗伯特学院教授的课程常常极具挑战性，甚至让人感到困扰，但他的课外讲座都受到了一致的好评。他是一个富有技巧、具有高度娱乐精神，且令人振奋的演讲者，他也因此而闻名。说话略带口音，偶尔的介词误置表明了他的日耳曼血统，但他的英语演讲用词准确，逻辑性强，条理非常分明，是学生们平时很难听到的。他知识渊博，想法丰富，好奇心和领悟力都极强。他涉猎广泛，参加每一场访问演讲，主题涉及科学、政治、社会、哲学和文学。为了从知名的访问学者身上挖掘生活轶事和真知灼见，他经常在餐桌前逗留徘徊，认真地在他的日记中记录这些亮点。
他的第一场公开讲座是在1919年4月4日，对新生讲解农业方面的问题。12月，他做了一场关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跨海大桥规划的讲座。第二年4月，他在学校大会堂里做了一场题为“宗教、科学和生命”的讲座，会堂里座无虚席。一个美国的访问学者告诉太沙基，哪怕只听到这场讲座，他也不虚罗伯特学院之行了，他认为这场演讲是“学院历史上的里程碑”。盖茨校长一定也对这场讲座尤为满意，他后来告诉太沙基，“没有上帝的帮助，像罗伯特学院这样的机构是不可能存在的。”¨多年后，卡尔坦陈了自己对此观点的看法：“上帝不断地在干预我们的生活和命运，地球只是它所掌管的宇宙中的一个三等星球，而我们只是居住在这个星球里的低等寄生物，这实在让我很厌恶……上帝太自大了，简直令人无法容忍。”
宗教和祈祷使太沙基感到很枯燥，他经常会思考科学的局限性以及还需要探索的东西。“科学告诉我们钢琴的机制和原理，但不会告诉我们是谁发明了钢琴，不会告诉我们钢琴厂如何生产出钢琴以及钢琴演奏家的点滴生平，更不会告诉我们这种音乐有何用处。人类总存在着惰性和被动性，因此科学也受到了严格的局限。探索未知的冲劲永远应该凌驾于科学概念之上，没有这种冲劲，宇宙只能是一股无形混沌的能量和一堆杂乱无章的建筑材料，不会有任何建设性态势。”
1923年，在一场题为“生命与生存”的讲座上，太沙基说：“科学是一个速记系统，它的发明是为了用最少的文字来精确地表达最多的经验，而不是为了解决宇宙谜团。但新闻工作者一直在给世俗大众偷偷灌输这样的诗学理念，即科学是为了试图揭开大自然的奥秘，找出那些看似是所谓‘终极原因’的事物。”
在科学领域，太沙基感兴趣的一个当代问题就是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1924年12月，太沙基向刚成立的罗伯特学院技术协会作了一场题为“向西漂移的美洲大陆”的演讲。当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个假说根本就是一派胡言，而太沙基清晰地阐述了他的地球物理学和地质学论点，并用黑板上的一些图形和一个模型加以佐证，向听众们证明了这个假设的准确性。回顾这些资料时，赫伯特•爱因斯坦教授“惊奇地”发现，把太沙基在黑板上画的整个板块构造图放在一起竟然是如此的逼真！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板块构造论才作为统一的地球科学假设被提出。”
在那场面向学生的“生命与生存”的演讲中，太沙基赞扬了唯物主义目标下创造性的乐趣。”记录生命的最高形式就是研究历史，但历史只记载结果，却不记载生命的过程。而且历史只注重成功的结果，却忽视那些没有产生积极影响的生命。“确定的是你必须艰苦地奋斗，因为世界被惯性定律所主导，很有可能你就会被遗弃。”要知道，社会只赞扬胜利者，对多数的失败者却十分冷漠。
但是太沙基也发现，在为成功而奋斗时，参与其中比冷眼旁观更加令人兴奋。不管胜算如何，伴随着恐惧、沮丧和喜悦，无论成败，这个思考与领悟的过程本身就是“生活”。在构思和证实物理概念的过程中，人们会体验到最真实的“美好”。激昂的热情驱动着人们不断前进，探索的过程比达到目标更让人兴奋。“把一个想法发展成一个完善可见的实体，就像把一粒种子变成一棵大树一样，是个惊人的奇迹。当努力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时，创建者会经历人类各种情感：希望和恐惧，．热情和沮丧。他艰苦的脑力工作也会促进其智力的发展，当然，他几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智力……当劳动变为成功的果实……劳动者会放松一会儿，快乐地思考别人所取得的成果，直到逐渐增长的内心压力激励他重新开始朝着未知领域冲刺。这就是生活……人的眼界越开阔，奋斗就越努力，对梦想的追求就越执着，那么他的生活也就越丰富。”
太沙基在日记中写下的这段话正如他之前对韦丁博尔教授所说的，“相比于舒适安逸的职业，有些人更注重热情忘我地独自探索”。韦丁博尔就很好地利用了自己年轻时那股狂野劲儿，从中太沙基得到了一个启示：“激流在前进的道路上留下破坏的痕迹，这可能是一件幸事，因为激流迟早会被驾驭并变为有利的资源。”
太沙基意识到，并非所有人都像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那样有能力获得成功。比起把自己的创造性成果强加于别人，那些天赋异禀的幸运儿更愿意自我沉浸在“创造的无穷乐趣”中。
1924年3月，太沙基在贝贝克罗伯特学院附近的爱德华夫人家里做了一场题为“幸福的秘诀”的演讲，主题正是关于幸福是什么。爱德华一家是罗伯特学院的赞助人，而且他们家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文化中心”，举办过很多活动。太沙基在演讲中声称，我们的努力缺少价值，除非努力能使“我们的心灵吏丰富，心态更稳定，心境更完善”。这才是幸福的真正秘诀。我们可以从拥有它的人的脸上发现这种幸福，就像人们经常从过去的油画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样。然而，在现代艺术作品中，人物的脸上却缺少这种幸福感。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有许多事实我们还未理解，正如一餐还未消化的饭。
太沙基说，人类滥用了他们所受到的馈赠。太沙基给他的听众留下3条促进内心幸福的法则：不要去逃避苦难，而是学会欣然接受，因为它会让你变得更强大；无论市场环境如何，无论面对什么事情，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要做毫无价值的事情，即使是市场所迫；试着让自己兼具“行动派的不屈意志与艺术家的灵活主动”。
不到两周后，太沙基在罗伯特学院校庆的校友聚餐上做了演讲。2个月后，他又用他习以为常的幽默风格做了一场演讲，大致是关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地质情况”。其实，这次演讲只是做秀而已，不过是在科学主题的假象下进行的另一种方式的说教。他坦率地承认，他那些工程专业的学生宁愿去看牙医，也不愿听他讲地质学。但是他个人却十分钟爱地质学，尤其当他试图解读博斯普鲁斯海峡区域的地质情况时，他简直乐在其中。“如果你想像我一样，从生活中得到那么多快乐和满足，就必须像我对博斯普鲁斯海峡那样，毫无保留、全心全意地投入某件事情……如果你每天都感受不到生活中的这种强烈的快乐，那么你简直就是在浪费生命，因为正是这种快乐才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而完整的人。”
太沙基成功地建立了土力学，他感到非常自豪，因此，他开始变得兴奋自信、乐观坚强起来。经过这么多年在土耳其默默无闻的艰苦努力，他终于出人头地了，太沙基感到很兴奋。1924年春天，他前往荷兰代尔夫特参加应用力学国际大会。大会上，他用实验结果阐明了他的同结理论，量化了饱和黏土随时间而变化的压缩率。当时，与会的专家和名人有很多 冯•卡门、冯•米塞斯、索斯伟力、普朗特、格里菲思——他们都对太沙基的成果表示了赞赏。普朗特（让太沙基想起了韦丁博尔教授）对他说：“先生，您的演讲太棒了，对基本思想的表述非常简明清晰。能在代尔夫特听你阐述黏土物理性质的全新理论，我感到很荣幸。”
早在1920年10月，太沙基就读了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一个委员会发表的作品，是关于地基土的物理性质及其测量方法的。当时，他感到十分恐惧和绝望，因为他担心在发表他的巨作之前，他的成果已经落后，这种担心“日夜伴随着他”。他立即给协会主席艾伦•哈森写了一封详细的信，向他解释自己已经取得的成果，希望能得到一些认可。他觉得他的未来就取决于这封信。然而，他从哈森那里收到的回复却毫无帮助，好在最后他和他的作品都渡过了这次难关。如今，他在代尔夫特了解到更多关于这个委员会工作的情况，并获悉在瑞典有一个与该委员会类似的机构——岩土工程委员会，旨在解决瑞典国家铁路沿线的滑坡问题，这里曾经发生的一次滑坡夺去了41条生命。
通过随后的会议讨论和持续通信，他对这两个委员会的活动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他发现这两个机构对于土体物理性质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语言描述上，并未深入。此时，他自己的研究已经颇有成效，他觉得能够参与这些正规的协会活动，对他来说也是件幸事。“起初，我一定不敢参与这个竞争，因为对手可以使用各种技术手段，而我却只能用锁匠店铺的那些废品，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独自工作。”“后来，我的优势开始显现出来。”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完全来源于他在施工方面的个人经验，而不会被他人的建议所束缚。“这项工作很艰苦，但这是我自找的……而且我感到很自由。由于缺少可行的研究手段，实验对我来说，仅仅是一种辅助脑力工作的途径。”在做了各种假设之后，他开始进行相应的测试，用以肯定或者否定这些假设。然后，他计划并进行最后的实验，专门用来辅助他得出一套完整的理论。
对太沙基来说，写本书总结他所有的研究成果（而且他还进行了教学和公共演讲）似乎还不够。因此，他还继续从事大量咨询工作。除了比利时客户之外，他还有一个新客户——阿扎里亚公司，太沙基负责该公司在君士坦丁堡地区“金角湾”海岸上的工厂和磨坊的基础工程。地基问题非常棘手。阿扎里亚的谷物磨坊地下只是一层薄薄的填石，覆盖在厚8～10米的“泥浆”层表面。泥浆的含水量已经超过阿太堡液限，意味着它在地下基本呈液态，而且只能承受微小的压力——每平方厘米0.05千克。
他说服业主相信，已经开始实施的计划将带来灾难性的失败，必须要严格修改。没有板桩能够提供足够的抗力来承受泥浆在地面荷载作用下产生的横向推力。而且，泥浆的渗透性太低，几乎无法通过固结来增加自身强度。业主必须重新安排建筑布局，使各部分产生的压力大致均匀，并使所有结构体都远离该场地的边缘，因为边缘的淤泥强度更低。桩的实际作用并不大，除非被打到至少深24米，而且每个桩不能承载超过7吨的重量。他告诉公司，如果他们不听从这些建议，就是与大自然作对。
由于金角湾海岸的很多建筑都在安全运作，有些建筑就坐落在很原始、简单的基础上，所以他迫切想明确这个场地地质条件如此之差的原因。经过调查他发现，这个特殊的地方并非位于远古时期的海底之上，而是位于近期（从地质学角度讲）才被填入的淤泥土上。拜占庭时期，人们填海形成丁这里的海湾，随后又填入了松软的沉积物。
1924年4月，太沙基完成了《土力学》的手稿，并把第一批副本寄给了他在奥地利和美国的朋友。然后他便开始等待，希望得到各方的认可，但都杳无音讯。他记得他在1920年给弗勒利希提出过建议：“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如果期望得到与自己的努力相符的报酬，或者希望至少受到适当的认可，这种人不应该做学问研究，而是应该去疯人院。”
他觉得自己被遗忘了，但是又安慰自己，冬去春来，事情总会好转的。
在《土力学》的前言中，太沙基指出了一些矛盾的存在，即结构工程师几乎无法在不了解结构材料的情况下就投人工作，而地基工程师除了知道一些砂土相关的简单公式以外，在工作中几乎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太沙基的意图不是钻研纯粹的理论，因为近两百年以来人们都没有留下任何真正有建树的理论。他的目的是基于性状的观察来发展半经验的科学。他明确地说，这本书的内容是开创性的。他确实证明了自己。
在引言中，他写道，土工工程方面的决策主要是基于“工程直觉”。但是一个人的工程判断随着这个人的死亡而消失，且工程直觉常常会出现失误。事实上，“如今，设计师在设计土工工程时缺乏必要的工具，犹如当年，当工程力学还不是一门科学，桥梁设计师在建桥时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一样”。
他在等待着别人的评论，也在慢慢失去耐心。一天天过去，邮件还是少得可怜，他的心情越来越沮丧。后来他开始收到回复了：他的朋友布鲁诺•桑德以及另一位著名的来自奥地利建筑师与工程师协会的丁程师马克思•辛格对他表示支持。他还收到了其他来自瑞士、捷 克和德国的反馈——包括建筑、采矿以及水利工程方面的出版物。《工程新闻纪录》刊登丁一则来自著名工程师乔治•帕斯维尔的评论，题为《全新的土力学》，26对这部作品表示了高度赞许。太沙基非常开心，开了最后一瓶优质法国香槟来庆祝。他宣称，这对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地基分会来说，也是一大胜利。”对于那些经典理论，太沙基选择“丢掉过去，重新开始”，帕斯维尔对此很满意，不过他也承认这部作品还包含了很多推测和有争议性的东西。希尔佳德教授盛赞太沙基具有“卓越的观察天赋”。”也有评论说这部作品值得工程师们致以最热烈的敬意。还有两个评论者说这部作品将成为不可或缺的经典。
这部作品成功出版之后，美国工程师约翰•弗里曼（太沙基并不认识他）买了多本《土力学》寄给他美国工程界的熟人，包括他担任顾问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全体教员。西庇阿院长把太沙基的成果告诉了普渡大学的波特院长，但是普渡大学没有人认为他适合在那里任职。波特院长又把西庇阿的信寄给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斯特拉顿校长。与此同时，前罗伯特学院教授，现任职于佛蒙特州大学的保罗•戴克听说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空缺的职位，在征得卡尔同意后，便给麻省理工学院写了一份关于太沙基出色才能的推荐信。5月15日，土木与卫生工程系的系主任查尔斯•斯波福德教授给太沙基写了一封措辞严谨的邀请函，向他提出建议，只有能够听从系主任领导、具有合作精神的人才能申请这份工作。
自从接到戴克的消息，太沙基一直惶恐不安，直到6月27日收到斯波福德的电报才完全放心。电报上说：“一学年2500美元，有大量自由支配时间。”虽然他觉得这份工作像个鸡肋，“但是，在经过8年的隐退之后，终于有了一条通向自由的路”。他们希望太沙基开创一门关于地基和土力学的研究生课程。他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又喝了一瓶香槟来庆祝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