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损失：一代工程巨星的陨落
孙钧院士
2024年3月2日，同济大学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岩土及地下工程专家、地下结构工程力学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孙钧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3月1日21时58分在上海中山医院病逝，享年98岁。
孙钧先生1926年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1949年6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工程力学领域泰斗，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终身教授、隧道与地下建筑工程专家。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副主席暨中国国家小组主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等职务，还曾担任30余项国家重大建设工程的技术顾问和专家组专家。长期从事岩土力学与工程、隧道及地下工程领域的教学、科研和工程实践，在岩土流变力学、地下结构粘弹塑性理论、地下防护工程抗震抗爆动力学、城市环境土工学等理论与应用方面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并作出了卓越贡献。我国首批博士研研究生导师和国家首批重点学科学术负责人。
孙钧先生的逝世，是一代工程巨匠的陨落，是人类的巨大损失，也是我国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沉重惋惜。
孙钧：“桥梁是我的初恋”
孙钧一生与桥梁和隧道地下工程事业结缘，他曾言，“桥梁专业是我的初恋，初恋情深令人难忘”，“桥梁和隧道地下工程，哪一个我都满怀激情地做研究，全身心地投入”。长期以来，他在岩土力学与工程以及隧道与地下工程结构等学术领域辛勤耕耘，是国内外岩土与地下结构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和专家。
长江江阴大桥、苏通大桥、杭州湾大桥、港珠澳大桥、正在施工中的深（圳）中（山）通道等数十座跨越江海、大山的特大跨桥隧工程……数十年来，他作为技术专家主持和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岩土与地下工程、桥梁工程的勘测设计施工研究，为我国众多重点工程建设保驾护航。
举世瞩目的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中，孙院士带领他的团队成员一起组成了大桥岛隧工程技术咨询团队，为大桥建设奉献专业智慧，届时孙钧老先生已是93岁高龄，依旧担任交通部指定的港珠澳大桥技术顾问，为大桥建设护航，老先生频繁地往来于上海和珠海，奔走于工地和会议室，前前后后参加各类技术风险评估会、技术咨询和方案论证会议达四十来次。老先生在经过对港珠澳地质和环境条件研究下，一开始就极力推荐“宜选用海底沉管隧道”这一他认为最优的方案，终获各方赞同；针对岛隧过渡段海域的深厚软基区段，他极力推荐与当前采用管段柔性接头相适应的“挤密砂桩”复合地基工法，而摒弃不用刚性长桩，其科学有效性都被后来的工程实践所充分证明。
后来老先生在一次采访时，他自豪地说：“现在的港珠澳大桥，一部分走海底沉管隧道，另一部分走大桥，中间用人工岛过渡，那是我提出的方案呀。方案获交通部首允而顺利通过，也是一次集思广益呢。”事后证明这个方案是完全成功的。
孙钧院士（前排左一）在苏通大桥长江上桥基工地调研
时间是最宝贵的，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对于这位“超长时间待机”的老先生，他却说：“我的时间特别宝贵啊，长江三峡我搞了二十多年，南水北调大概搞了十几年，尽我的力量做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对于这位在工程力学领域有了极高造诣的院士，他却说：“我没有一天敢懈怠，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我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多贡献一点”。
“勤奋”和“惜时如命”，已成为他坚持终生的习惯。老先生一生都感念年轻时李国豪校长对他的一番教诲：“一个大学毕业生五年内如果没有养成勤奋、惜时的好习惯，从开始时手懒，到后来脑子懒，我看他以后也就难了。”因此，在孙钧先生心里埋下了“惜时”“勤奋”的种子，并真正做到了数十年如一日未曾懈怠，愈钻研愈有兴趣，愈有兴趣就更钻研，不断攀登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
孙钧院士（中间）在岩土流变实验室工作
孙钧院士经常告诫学子们：“Never say too old and too late, to learn and to do.”。他也始终保持着年轻人奋进、拼搏的战斗姿态，做到真正的活到老学到老，就算是在偏远的皖南农村，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科学研究，在昏暗的一盏油灯的陪伴下，已过深夜12点了，阁楼上的孙钧仍在专心苦读一本岩土力学国外名著。正是得益于长年深厚的学术积淀，在关键科学问题上，他总能目光如炬，将一个个棘手的难题精准把脉，求得从本质、机理上的认识，并谋求根本性的解决。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
即使在耄耋之年，孙钧老先生依旧奔波在工程之间，还保持每年平均每年出差30多次。他此时已是国际知名度很高的隧道与地下工程理论院士，学贯中西，誉满全球业界。然而，他的研究永远只拘于理论层面和实验室里，他依旧会出现在工程现场。他自己有个说法：“岩土工程研究一定要去现场，书本知识是间接的，学问主要在工地现场，它是一项‘隐函数’，要依靠理论功底将其上升到更深层次高度，再反馈到实践中去检验，而不是送国外文献，急着发表高水平论文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跋山涉水成了孙老生的工作常态，有些工地远在险峻之地，他却毫不在乎。44℃的高温酷暑，他出现在乌鲁木齐，长途跋涉去往吐鲁番盆地开展勘察工作；零下18℃的寒冬，正值元宵团圆之日，他手握冰冷的铁扶梯艰难下到50多米深的井底，察看南水北调中线穿越黄河盾构隧洞的北岸深大竖井；80多岁的时候，他带着氧气罐前往海拔3000米的西北，为兰武客运专线（兰州-武威）乌鞘岭隧道施工方解难。
他说：“我是一个“工程医生”，我的病人就是发生了各种病害的工程现场。现场有病害，我人不去现场给工程把脉问诊，又怎能作出正确诊断并对症开药？”
孙钧院士（右二）在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坛子岭
惟愿：长江后浪推前浪！
“国家的需求，就是我努力的方向。”他瞄准新的专业领域，勤奋求索。孙老先生的一生，不止对我国岩土工程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数十年来，他在工程流变学、地下结构粘弹塑性理论、近海工程抗腐耐久性研究、软岩挤压型大变形机理与工程整治等子学科都有深厚造诣，做出了有国际影响的丰硕成果。早在1997年，他就开始钻研软科学（侧重于人工智能科学）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迄今历时20余年，亦颇有建树，是这一领域国内外的先行者之一。
同时也为我国将来的发展培养了无数的人才：作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和博士后导师，为国家培育栋梁之才，是他作为师者最感光荣的使命。令他最感欣慰的是：“能培养一批人，超过自己，长江后浪推前浪。”从教70多年来，他悉心培养指导了80余名博士、近30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如今，在我国各地隧道与地下工程建设中都有孙老先生及其弟子们作出的重要贡献。
上世纪80年代，孙钧院士（左一）指导博士研究生
国家的发展是一场接力运动，我相信在孙老先生的教育和影响下，孙老先生的弟子和中国的新青年们会接下这沉沉的一棒，齐心协力，共筑更好的未来。正如孙钧先生所说：期待源源不断地培育出优秀人才，服务社会，实现济世兴邦的理想。